《复性书》，三篇。唐李翱著。贞元十六年(八〇〇)撰成，收入所著《李文公集》卷二。通行本有：明毛氏汲古阁《三唐人文集》刻本，成化十一年刻本，清乾隆问《四库全书》钞本，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　　李翱(七七二——八四一)，字习之，陇西成纪(今甘肃秦安西北)人。贞元进士，历官校书郎、京兆府司录参军、国子博士兼史馆修撰、考功员外郎、卢州刺史、谏议大夫、桂州刺史、潭州刺史、刑部侍郎、户部侍郎、检校户部尚书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勤研儒学，又从韩愈学古文，是古文运动和复兴儒学的中坚人物。追随韩愈，倡导思孟学派思想，俨然以《中庸》道统继承者自居。激烈抨击佛教，深以爲祸，却又接受佛学观点尤其是将佛学心性学説杂糅于儒学，又融人儒家人性论，尤其是汉唐性善情恶的人性论，形成以「复性」爲追求的人性与教育学説。政治上要求革除弊政，主张史官之职在于劝善惩恶，正言直笔，实载事功。著作有《李文公集》十八卷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、《新唐书》卷一七七有传。

　　《复性书》是李翱的代表作，是专论人性与教育目的、作用和方法的论著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篇。

　　上篇着重分析人性，论述性与情的关係，説明何以必须灭情复性，以及写作此文的缘由。可视爲全文总论。

　　首先，解释何爲性，何爲情，以及性与情的对立消长关係。「人之所以爲圣人者，性也；人之所以惑其性者，情也。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者，皆情之所爲也。情既昏，性斯匿矣。非性之过也，七者循环而交来，故性不能充也。」如同水之浑浊，其流必不清；火之生烟，其光必不明。反之，如能使「沙不浑，流斯清矣；烟不欝，光斯明矣；情不作，性斯充矣。」

　　其次，説明性情相依、圣人与百姓其性情同，以及造成性有明、惑差别的原因。「性与情不相无也。虽然，无性则情无所生矣。是情由性而生。情不自情，因性而情；性不自性，由情以明。」「性者，天之命也」；「情者，性之动也。」但何以会造成「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」，「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」的差别?全在于「圣人者，岂其无情邪?圣人者，寂然不动，不往而到，不言而神，不耀而光，制参乎天地，变化合乎阴阳，虽有情也，未尝有情也。然则百姓者，岂其无性者邪?百姓之性，与圣人之性弗差也。虽然，情之所昏，交相攻伐，未始有穷，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。」

　　第三，指出正因爲圣人能自觉「复其性」，自然就成爲「先觉者」。圣人懂得「至诚」，做到「至诚」，能够「寂然不动，广大清明，照乎天地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」，因此能「复其性」。「复其性」，并非自外界获取什么，而只是复归人的天性善的本源，「能尽其性而已矣。」以此爲据，如《中庸》所言：「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」以此，「圣人者，人之先觉者也。」

　　第四，强调圣人尽其性进而须尽人之性，而每个人也都能够「至于圣」。「圣人知人之性皆善，可以循之不息，而至于圣也。故制礼以节之，作乐以和之」，一切视听言行都循礼而动，「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。」只要做到「圣诚」，人人都可以「复性」、「尽性」，臻于圣人境界。

　　第五，説明爲传播孔子之道，而专门撰作此文。自称：孔子之门顔回、子路、曾参都得圣人之道，传子思，子思以《中庸》传之孟轲，此后，性命之书虽存，而学者不能明，不知道之所传。「有问于我，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，遂书于书，以开诚明之源，而缺絶废弃不扬之道，几可以传于时，「命曰《复性书》，以理其心，以传乎其人。乌戏：夫子复生，不废吾言矣。」

　　中篇以问答形式，着重讲述如何复性。可视爲全文的修养论。

　　复性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使人性摆脱情欲的困扰，又须讲究步骤，注意原则。第一步是达到「无虑无思」的「斋戒」状态，但还不能做到彻底的「静」，而动静不息，其情必生；「如以情止情，是乃大情也。」因此第二步要达「本无有思」的「心寂」状态，「心寂不动，邪思自息；惟性明照，邪何所生?」是人，就无法杜絶闻见和随之而来的外物诱惑，而正确的状态是「其心寂然」，「其心昭昭然」，任凭万物频来，我自心明如镜，不爲所动。「明辨焉，而不应于物者。」此谓之「致知」，「知至」而至意诚、心正、身修、家齐、国理、天下平的「参天地」境界。爲保证「心寂」不动，还须做到「慎其独」、「守其中」，做到克制「嗜欲」与「妄情」，做到持之以恒，终岁不违、终身不息。

　　下篇立足于人的属性，强调勤勉修养是人类的天职。可视爲全文的结论。

　　指出人与万物秉受同一「气」，就此而言，人与物皆物；然而受气而成形，人与物就有区别，人「其所异于禽兽虫鱼者，岂非道德之性乎哉?」人秉气而成其爲人甚是难得，而人「生乎世，而又非深长之年也。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，而不专专于大道，肆其心之所爲，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，亡几矣。」人当自勉，应当「终日志于道德犹惧未及也!」

　　《复性书》三篇观点明确，逻辑性强，是中唐儒学人性论的代表作。其对古代人性学説和教育理论的发展、贡献表现在：汉唐以来爲董仲舒、韩愈所论证的强调人性等级差别的「性三品」説被捨弃，吸取佛教禅宗「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」的思想，倡导「人之性皆善」的原始儒学人性观的平等精神，更强调人性所具有的教育可能性和发展可能性，以及个体向善的内在自觉，把外在于人、强制人接受的伦理纲常，内化爲内在于人而与人性相一致、爲人们自愿遵守的道德规范。同时，发展汉唐以来的性、情二分説，提出「性善情恶」、「溺情惑性」与「寂心明性」、「灭情复性」这一完整的教育和修养过程，将儒家「慎独」、「诚明」，与佛教「定慧」、「止观」，乃至道家「心斋」、「坐忘」糅爲一体，形成主静的修养理论，重新解释了早期儒家的心性学説，以期使之重得发扬。宋代理学家划分「天地之性」与「气质之性」，倡导「存天理，天人欲」的人性和教育学説，在此已初现端倪。

　　有关研究资料有：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哲学卷》「复性书」条，《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·隋唐部份》(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版)，孙培青《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》「李翱」篇等。